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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班编辑 |宋佳楠
Cheyne本应拥有一个预设的、模范般的杰出人生。
他聪明过人，学习能力出众，在小学、初中、高中阶段，他总是被誉为“别人家的孩子”——在同龄人中表现最为出色，出生于医学世家的他，从小耳濡目染，对医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这促使他顺利考入中山大学临床医学专业，八年后，他荣获医学博士学位。
毕业后，在家人的推荐和安排下，Cheyne进入了家乡城市的一所顶级三甲医院，开始了他的住院医师生涯。
一切似乎都按照事先编排好的剧本进行，手握高学历和稳定的工作，只要他遵循常规工作和生活，就能轻松获得家人乃至整个社会的认可和尊重。
这种人生轨迹持续不到两年，他便决定亲手改变这一切。
尽管许多人梦寐以求的体制内职位对他来说只是一个僵硬的框架，他渴望逃离，面对家人的反对，经过一系列的争论与沟通，Cheyne最终辞去了住院医师的职务，前往北京，成为了一名药企研发人员。
药物临床研发是他攻读博士期间就深埋心底的志向所在，这是一项比博士课题更为复杂精细、并且需要挑战现实的研究工作。
一年多的时间里，凭借不懈的努力，Cheyne赢得了更多的信任，他的工作内容也从后期的分析、验证、总结转向更前期的规划与决策，例如为一种抗癌药物在首次人体试验中探索出最合适的剂量。
这是他新的一年中最关心的目标：确保手头的药物顺利完成初步研究，以帮助那些癌症患者。
在他上一个人生阶段，Cheyne最讨厌的就是不确定性，他甚至会计划好未来的养老地点，以及自己葬礼上要播放什么样的音乐——痛仰乐队的《再见杰克》。
“让我欢乐一点，让我欢乐一点，不要让疑问留停在心间。”歌中这样唱道。
但现在，他学会了坦然面对变化，“我接受了唯一不变的就是什么都在变。”
他设想的葬礼背景音乐也变成了二手玫瑰的《我要开花》，“我要开花，我要发芽，我要春风带雨的哗啦啦。”
以下是Cheyne的自述，经培训班编辑整理：
进入医院工作一方面是因为家庭的压力，另一方面也是为了积累临床研发的经验，我并不是特别反感医院的工作，仅仅因为它不是我自主选择的道路。
这种安排让我感到不安，潜意识里我知道这种情况不会持久，尤其是当我看到医院许多不专业的管理之后。
我们一些一线医务人员曾被派去参加市级卫生系统的一项竞赛，每个人都投入了大量精力备赛，几乎脱产了一个月，也为医院赢得了许多奖项，但回来后，行政部门却因为我们脱产而扣除了当月的绩效，我当时真切地感受到，“这家医院注定要失败”。
现在回想起来那件事可能并不严重，但我认为它反映了这家医院对待医生的态度，可能只是将你当作一块砖来使用，此后我开始与家人讨论辞职的事情。
他们明确反对，不希望我放弃这份稳定的工作，认为稳定胜过一切，认为只有在医院才能真正学到东西，这或许是因为他们的认知局限，毕竟我的家人没有接触过体制外的工作。
但对我而言，如果稳定带来的是负面效果，我宁愿不要，面对当时的处境，我无法想象未来会有什么好的转变和生活，一切都不是我想要的。
我尽量不和父母产生激烈的正面冲突，但他们因此焦虑失眠，我能做到的妥协就是，拿到offer之后再离职，幸运的是，家人在看到第一份offer的条件之后，不再像一开始那样抵触。
入职新公司后，我第一次从北京回家过年时，他们都觉得我有了明显的变化，以前会对未来感到迷茫、焦虑，但那次回去会和他们讨论自己比较明确的目标，也开始为未来做长期规划，精神状态明显改善了很多。
让长辈转变态度确实需要时间，第一年时，他们只是稍微松了一点口，我偶尔会顽皮地说，“你看我当时的选择是正确的吧！”到了第二、第三年时，他们就越来越认同我的决定，甚至会说，把现在这份工作做得久一点。
我上学时就想做临床研发，读博的最后两年在医院，正好跟一家公司的研发项目接触较多，我觉得临床研发有一种“秩序之美”。
他们会认真地对患者进行随访，那时一个患者的资料就可以塞满一整本活页夹，有新华字典那么厚，纸张是A4纸大小，里面什么都有，远比我们写病历要详细得多，这需要消耗大量的人力物力，是一个博士生远不能及的资源。
在这家公司，我所在的部门是“临床开发部”，我们的工作，就是把实验室的非临床研究药物成果往临床研究阶段推进，找到对应的适应症以及合适的剂量，确保它既有效又没有特别严重的副作用，通过一系列验证、说明的文件报告材料，最终获得上市批准。
我的岗位叫做“医学监察员”，面对不同的项目和阶段有不同的职责，比如说，对于录入信息系统中的患者数据，我们要核查是否符合逻辑，一方面要判断是否有错录、误解，或者是否严格按照方案执行；另一方面要监察药物的安全性和有效性的信号，用于决策。
监察是否遵循方案非常重要，因为这直接影响到研究数据和结论的可靠性及其科学价值。
刚开始时会感到相当兴奋，可能因为兴趣使然，即使是从零开始也不会觉得枯燥，反而感觉时间不够用，如果有之前未接触过的工作内容需要我参与，我也会尽可能去帮忙，在我看来，学习如何做一件事的最好方法就是亲自去做这件事，这或许看起来很“卷”，但我的同事们也都很厉害。
今年我的工作最重要的变化是，从之前偏向二期、三期的研究到现在可以更多地介入一期的研究了，我的角色更偏向于规划和决策。
一期研究相当于首次人体研究，意味着药物已完成实验室阶段，首次在人体中探索合适的剂量，这也是不确定性最大的一个阶段。
我正在进行的一期研究中，适应症包括肺癌、膀胱癌、卵巢癌、食管癌、胃癌等，如果药物本身没有限制，我们希望适应症越多越好，因为这样能帮助到更多患者。
正常情况下，一期研究可能会持续三年左右，我们目前已经进行了一年多，并非每款药物都必须上市，毕竟临床研发极易失败，众多一期项目中，能有一个进入二期已算不错，从二期到三期、三期到上市亦是如此。
与我博士阶段了解到的临床药物研发相比，我现在的认识肯定更深了，之前只觉得有“秩序之美”，现在面对大量的不确定性在未知中探索，才发现原来这么多有趣的事情。
在我上一个人生阶段，最讨厌的就是不确定性，在新的阶段，我觉得唯一不变的就是什么都在变，人要拥抱改变。
有话要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