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郭喨（浙江大学科技与法律研究中心研究员）
“给女性患者做男科检验”
国家医保局进行了一次医保大数据筛查，这次筛查不仅揭露了诸如“参保人将本人医疗保障凭证借给他人冒名就医”等医保滥用行为，还意外地发现了“给女性患者做男科检验”的现象。
涉及的男科类诊疗项目包括“前列腺磁共振成像”和“游离前列腺特异性抗原测定”，筛查结果显示一些女性患者的医保费用中竟然出现了这些项目，原因之一是部分医疗机构为了收费而随意开单检查，根据通报，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和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在开展肿瘤标志物检测项目时，向女性患者额外开具了总前列腺特异性抗原测定（TPSA）和游离前列腺特异性抗原测定（FPSA）两项男科检验项目，两家医院分别涉嫌违规收费1263人次和996人次。
对于众多患者而言，面对繁杂的医疗检查项目，往往难以区分哪些是合理必要的，哪些又可能属于过度医疗，中国目前正在大力推进医院DRG/DIP改革，即医疗费用结算方式从“按项目付费”转变为“按病种付费”，这种变革旨在到2025年底，实现对所有符合条件的住院服务医疗机构的全覆盖，从根本上改变医保基金的使用效率，随着药品与医护人员收入脱钩，“检查项目”可能成为医院唯一可自主决定且可能被“开发”的“收入来源”，在此情况下，“过度检查”可能成为医院的一个安全的来钱手段，一旦过度强调“自负盈亏”，医疗机构就有较强的动力做出经济上对其正常运转更有利的决定，医生、药师、护士以及行政后勤管理人员都需要生计，如果赔本的生意没人愿意做，那么赔本的手术同样鲜有医院愿意承担，新闻报道中提到的大数据检查结果就是“医疗逐利”现象的一个直接反映。
尽管可以合理怀疑某些医院和医生可能进行了“过度检查”，但也不能无端指责，特别是，我们不能盲目信任人工智能和大数据的结果，在关键的决策和判断上，不能仅凭“大数据”来决定利益攸关的问题，否则可能会遭到其反噬，最终损害公众健康。
大数据万一错了呢？
“大数据”已在许多领域通过其卓越的相关性判断发挥了积极作用，美国连锁店塔吉特（Target）利用大数据分析曾成功预测了一位高中女生的怀孕，甚至比她的父亲更早发现这一秘密，并向她推送了婴儿服装和孕妇服装的优惠券，这引发了一个疑问：大数据是否真的捕捉到了我国医疗机构试图通过过度检查以增加盈利的证据？
现实可能并非如此简单，大数据在处理“例外”情况时往往显得力不从心，这在技术上常表现为“长尾效应”，即大数据无法充分理解许多超出其“认知”范围的情景与场景，形成了人工智能无法理解的“例外”或“额外”，在这种情况下，理应是“技术调整自身以理解社会”，而非“社会屈服于技术误区与技术霸权”。
今年夏天，多家媒体报导了两位14岁少年因乳房异常发育前往医院就诊的案例，虽然男性接受乳腺检查并不常见，但并非不合常理，因为无论男女都有乳腺组织，相应地，如果男性接受了乳腺相关的检查，不应简单视为男性在医疗过程中产生了妇科检查费用，这种情况虽不常见，但也不属于大数据所未见过的“长尾”，因此国家医保局的“大数据筛查”并未在这个问题上出错。
在“女性接受男科检查项目”的问题上，大数据筛查确实出了差错，以前列腺特异抗原（PSA）检查为例，PSA主要存在于男性的前列腺液和精液中，医学数据显示，PSA水平越高，患前列腺癌的可能性越大，因此PSA被广泛用于前列腺癌的早期诊断、治疗反应监测及预后评估，PSA检测的临床应用已使前列腺癌的早期诊断率提高了1.6倍，死亡率降低了21%。
不过，随着科学和医学的进步，最新的循证医学证据显示，不仅男性体内有PSA，女性体内也存在PSA，主要由乳腺分泌，乳腺良性疾病和乳腺癌患者的PSA水平明显增高，就像男性可能需要接受“乳腺科”的“妇科检查”一样，女性有时也需要接受传统上被认为是“男性检测”的PSA检查。
只有医疗技术先进、前沿的医疗机构才会开展这种“女性接受男科检查”的项目，在技术先进的医院中，对女性乳腺癌患者进行PSA检查已是一项常规操作，而在违规名单中，名列前六的都是江浙地区医疗技术领先的医院，其中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和邵逸夫医院分别以996和621人次位列违规榜单第2和第5位，浙医二院被通报的违规事实是在开展肿瘤标志物检测项目时，向女性患者额外开具了总前列腺特异性抗原测定（TPSA）和游离前列腺特异性抗原测定（FPSA）两项男科检验项目，这种检查是否合理，还有待进一步明确。
关于为女性开具PSA检查的获益已有明确的循证医学证据支持，但这尚未完全融入关于PSA的医学共同体主流共识之中，这需要时间，也很正常，在此之前，大数据由于“无知”，“傲慢”地将其判断为“违规”，似乎并不十分合理。
驾驭“智能”，而非被“智能”驾驭
人们可能会好奇，为何没有看到内行专家云集的医院，尤其是当事医院就此进行澄清？一种猜测是，在“权力—管理”体系中，医院处于弱势地位，对于当事医院和医生来说，或许下次避免给女性开具“男科检查”就行了，毕竟受害的不是医院和医生本身，所以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与其关注个别患者的“更健康”和潜在的“医学进步”，“合规”可能是医院和医生首先要考虑的事情，至于这个“规”本身是否科学合理，主要是管理者的责任，最终结果可能就是认错、整改、一刀切，若大数据错了怎么办？用许多人的话说就是：“大数据是不会错的！”
面对“人工智能医学”、“人工智能医学管理”等新概念和新做法，我们必须极其谨慎，确保医学专家和技术伦理专家的共同参与，原因也在于此，新闻媒体也应承担起基本责任，而不是简单地作为传话筒，类似“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在大数据面前，一切违法违规行为都将无所遁形！”的表述并不专业，如果过度“信赖”人工智能、依赖“大数据”的判断而不进行深入的因果分析，可能会导致灾难性后果，从而损害公众健康，卫生监管部门对医疗机构的监督检查是必需的，目标是为了人民的健康、患者的利益以及共同体的良性发展和医学科学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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